我呆呆地坐在桌前，覺得大腦已經滿得沒有一隙。桌上那堆凌的郵件里有封航空信，不用說是父親寫給我的。不過我現在懶得拆開。其實我對父親的印象實在說不上深刻。他一年只回來一兩次，皮曬得黑黑的，明亮的眼睛里全是異鄉人的神。小時候他總是把我高高地舉起來，說：“讓爸爸看看天楊又變漂亮了沒有。”吊燈就懸在我的頭頂上，我在他漆黑的瞳仁里看見了有點膽怯的自己。父親在非洲一待就是十年。我十二歲那年，他因為多年來在非洲的出工作得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個什麼獎學金赴法國深造，幾年后就留在那里，不過每年仍然會把至三分之一的時間耗在非洲。這之間他結過婚，又離了，我有一個從未謀面，今年才五歲的小弟弟，不大會講中文的混寶寶——就是這場婚姻的紀念。我把那封信放到包里，站起來。把白扔進柜子。腳酸疼，真恨不得把鞋下來丟進垃圾筒。走廊上的日燈永遠給我一種超現實的覺。我喜歡這寂靜。慢慢地走，踩著自己的腳步聲。從年起，夜晚醫院里安靜的走廊就讓我心生敬畏。不止走廊，醫院里的很多場所都讓人覺得不像是人間。比方說爺爺的辦公室，那是我小時候最喜歡去的地方之一。爺爺是放科的主任，給人的部拍照片。他站在一個碩大無比的鏡頭后面，對病人說“不要”或者“深呼吸”之類的話，只是從不說“笑一笑”。他把Ｘ片抖一抖，夾到燈板上。Ｘ片抖的聲音很好聽，脆脆的，很凜冽，可是不猙獰。“這是心臟。”他指指一團白得發藍的東西，我的小口。“是藍的？”我問。“是紅的。”爺爺說。

我經常在下班的路上胡思想，這是一天中最愜意的時刻。其妙相當于學生時代星期五的傍晚。覺好日子剛剛開始，有大把的清閑可以揮霍。

我看見了周雷。那一瞬間就像夢一樣。但的確是他。盡管我還不清楚他怎麼會突然出現在這兒。他站在走廊的盡頭，有點地沖我一笑。還是和上次見面時一樣：笨笨的登山鞋，碩大的雙肩包。

“嗨——”我將信將疑，“怎麼是你。”

“我剛下火車，”他答非所問，“就到你家去，可是沒人，所以我來這等你。”

“我爺爺到廈門旅游去了。可是你——怎麼說回來就回來了？也不打個電話。”

“太突然，”他笑笑，“我被老板炒了。也巧，上的錢剛好夠買一張火車票。”

“那你爸媽——”

“就是不想見我爸媽才直接來找你的。要是老頭子知道我又丟了工作，不揍我才怪。怎麼樣？收留你虎落平的老同學兩天行嗎？你知道剛才我敲不開你家門的時候有多絕呀……”

我終于有了真實。“了吧？”我問他，“火車上的東西又貴，你肯定吃不飽。”

“真了解我。”他作狀。

我不僅知道他沒吃飽，我還知道他不打電話的原因：躲不過是手機因為欠費被停了。認識他二十年，這點默契總是有的。

走廊里空的夢幻因著他的出現而然無存。我回到了現實中，依然酸疼，但很高興，三年沒見這個家伙了。生活總算有一點點新意，暫時不用想明天還要上班這回事。

那時我還不知道，他的這次從天而降，給我的生活帶來的變化，用“翻天覆地”來形容，不算過分。

[周雷]

我站在這個空無一人的地方，一眼就看見了你，天楊。

你慢吞吞地走著，看上去無打采。你的頭發是燙過離子燙的，我看得出來。可是因為時間長了，新長出來的那一截不太聽話，打著彎散在你的肩頭。你綠連的下擺有一點皺，你的黑呢大上第二個扣子不見了。可是這些都沒有關系，天楊，你還是那麼漂亮。

我得從頭想，我究竟是怎麼站到這里來的。三天前的這個時候，我還和同事坐在酒吧里很裝蛋地點德國黑啤，聽他們小聲地用四川話劃拳。我每個月的薪水就是這麼花的。都是個樂的城市，本來很適合我。那我為什麼把好好的差事弄丟了？就是因為衛經理說我是飯桶嗎？那個老人對誰都這樣，若是平時我還能說上兩句俏皮話把逗笑，我相信在罵我的同時也在等著我這麼做。可是我沒有表地把那個傻“千”護的文案摔到桌子上。嚇了一跳，我也是。“老子不干了。”我一字一字地告訴。

一分鐘后我就問自己：逞什麼英雄呀，這個月房租都還沒呢。我平時不是個沖的人。那麼——是因為那張請柬嗎？大紅的喜帖，我當時都蒙了。打開才看見馮湘蘭的名字，要結婚。，也嫁得出去，這世道。

在請柬里夾了一張紙：“周雷，我希你能來。”也真難為，畢業以后我去過北京、廣州、大連、長沙、昆明，最后才來都，一定費了很大的勁才找到我的地址。那天晚上我徹夜無眠。所有的神經末梢都因為跟“清醒”了一夜而升溫。導致我第二天心煩意口干舌燥。我想這才是促使我丟了工作的直接原因。

天楊，我們高中畢業以后，我和很多人睡過覺，大江南北的都有，馮湘蘭是其中之一。不，我想應該算是我的朋友，不過從來不肯承認這個。

然后我開始回憶，在那個無眠之夜。這得從我的大學說起。

我是蘭州大學畢業的。我的故鄉的孩子都在為外面的世界努力著。就拿我和天楊的母校來說，在那所全省最牛的重點中學，沒有幾個人認為自己生下來是為了在這個鬼城市過一輩子——這城市潦倒也罷了，閉塞也罷了，最不可原諒的是連荒涼都荒涼得不徹底——滿大街制濫造的繁華讓人反胃。高考的時候大家一窩蜂地在志愿表上把中國略有姿的城市全意了一遍。那些在第一志愿欄里填上故鄉的大學的，肯定績不好。至于我，為什麼是蘭州呢，因為岑參高適們的邊塞詩讓我深深地心，因為我老早就想看看敦煌壁畫，我還喜歡武俠小說——總之一句話，一個人也許只有在十八歲的時候才會用這種方式決定自己的人生。不僅如此，我還將裝蛋進行到底地在第一欄填上了“中文”系。我爸媽倒沒說什麼，因為他們本就不相信我能考上第一批錄取的學校。我走了狗屎運。可我一直都覺得，上天給我這個機會是為了讓我清醒清醒——什麼白日夢和現實的距離。

簡單點說，岑參高適欺騙了我，那些諸如“張掖”“酒泉”“涼州”等古意盎然的地方都墮落得只剩下一個好聽的名字。我還發現，其實莫高窟假期的時候來參觀也就夠了，犯不著這麼激地以相許。最讓我傷心的是這里的姑娘，跟我們那兒的姑娘一樣因為氣候的關系皮缺水分，跟全中國的姑娘一樣只認得錢，那種刻骨慧眼識英雄的——我沒見著。除了以曠課和泡妞度日之外，我沒有其他辦法來表示我的憤怒。我上鋪的哥們兒用一句話總結了四年的大學生活：“從對大一的清純心存顧忌，到非大一的清純不上，這是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

但我不行。我不喜歡清純。那些捧著銅版紙時尚雜志，聽著王菲劉若英的專輯，使用或使用ＣＤ香水，自詡小資或者追隨小資的“”們，是層次稍高些的傻。們居然相信那些讓們得七八糟的諸如網站ＣＥＯ和廣告公司行政總監之間的婚外故事。如果們是一所名校的學生，那更糟，們會堅信那就是們日后的人生。們懷著一種可怕的共鳴為男主人公在寶馬車里吻別的場景陶醉，用“宿命”、“疼痛”、“淡然”這類原本麗的漢語詞匯包裝致些的男盜娼。多麼好，香車寶馬，錦玉食，有的是時間追悼一場“無能為力的”。最基本的事實就這樣被忽略：一個人是怎麼爬到ＣＥＯ或者什麼總監的位置的？他需不需要努力斗，需不需要察言觀，需不需要在必要時不擇手段？如果需要，那麼經歷過這一切之后，究竟有多人心里還剩得下決絕的激？也許有，但不多。我不能想象自己跟一個連這個道理都不懂的孩上床。這樣的人沒有質，做出來的當然也一樣。

我就是在那個時候遇上馮湘蘭的。比我晚一年進學校的話劇社。但我早就聽說過，是個出了名的婊子，跟誰睡都行。和那些名正言順做三陪小姐的大學生不同，只跟學校里的男生睡，而且不收錢。單說我們宿舍吧，六個人，就有兩個是因為第一次買杰士邦。據說偏學文科的。

我大三那年，正逢全人類歡天喜地地迎接二○○○年，我們話劇社的那幾個麻生提議：全社員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奔赴敦煌，與可憐的石像石窟共慶千禧年。我說了句“一千年對敦煌來說算什麼”，就即刻遭到呵斥。于是，我就認識了馮湘蘭。怎麼說呢？我早就認識，可真正和“相識”，應該從那天算起。

我們一群人浩浩地殺到敦煌某間差強人意的賓館。服務臺小姐聽見我們這麼多人要開一間房，可憐的孩子眼睛都直了——準是以為上了傳說中的“群居”。那間裝修惡俗布置糙的房間被我們這群人搞得一片狼藉。十二點，煙花升上了天空，半醉的社長宣布：“聽好了，都許個愿。咱們不許那些跟自己有關系的愿，境界太低。咱們許——希一千年后的人類會怎麼樣……”“那關我什麼事？”社長自己的男友首先抗議。“別他媽廢話。”這人杏眼圓睜。男友也不是個省油的燈，眼看一場惡戰在所難免，我于是打圓場，“行了行了，我先許一個。我希一千年以后，世界和平。”“不行。”馬上有人反對，“說了跟沒說一樣，不可能的事。得許個現實點，能實現的。”于是，大家都進角了，有說希一千年以后國完蛋的，有說希一千年以后電腦的價錢比蛋還便宜的。還有說希自己被寫進一千年后的歷史課本的。大家抗議：“要說‘人類’，不是說你。”“對呀，”這個哥們兒振振有詞，“一千年以后的人類都知道我，怎麼不是好事。”然后社長男友發言，說希一千年以后全人類恢復一夫多妻的婚姻制度。社長微笑一下，說希一千年后的人類也接一妻多夫。到最后，到馮湘蘭，有些害地笑了，煙花在背后的落地窗里飛翔，說：“我希，一千年以后，男人和人，能真正平等。”

片刻的寂靜。其實換了在座的任何一個孩說這話，局面也不會這樣。社長笑道：“真沒看出來。”借著酒勁連鄙夷都懶得掩飾了。男友一直對馮湘蘭蠢蠢，只是苦于家有悍婦。馮湘蘭把易拉罐里的啤酒一飲而盡，又笑笑，“我是說的。”那笑容牽得我心里一疼。于是三天后的晚上，當大家回到蘭州后，我們倆就順理章地去旅館開房。

凌晨的時候，我問：“你是哪兒的人？”想想的名字，又問：“湖南？”說：“湖南是祖籍，我在泉州長大的。”我又問：“泉州是哪兒？南方？”笑了，“你怎麼考上大學的？高中歷史課本里說過：元代最重要的港口就是泉州。”“那不是元代嗎？”我也笑。說：“我拿到通知書的時候我問我：阿蘭，那個蘭州和咱們泉州不都是‘州’嗎？怎麼隔那麼遠呀。”“你真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