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天龍八部》淺談名著電視劇的改編

何謂“名著”?西方文化語境中,西方“經典名著”在開始時,極富宗教彩。公元4世紀,“名著”表示一系列的文本和作者,特別是指《圣經》和早期基督教神學家的著作。隨著時間的流逝，“名著”,按照通常的學觀念就其本質而言,是由歷代作家寫下的作品中最優秀的、有典范的部分組。堪稱經典的作品必定是“書中之節”、“中之”。名著首先是個的存在，別出機杼，作品本意蘊厚耐看。但名著也經了歷史記憶的篩選,有超越時空的審價值,是一個時代文學藝就的標志和審趣理想的尺度。名著揭示了作為人類真正特的創造潛能的不斷發展。

名著文本在一個民族優秀文化的傳承過程中起著積極作用。但是,長期以來,名著背負的多是政治意識形態的歷史立場、英主義者的人文訴求。名著始終于彼岸,大眾難以企及。然而,當代中國特殊的歷史語境(審泛化現象的出現、大眾文化的蓬發展、消費社會的初步形等)決定了文學經典“一枝獨秀的局面不復存在”。特別是西方“文化研究”在中國日益為一門“顯學”,其多元、異質的思維方式逐漸對當代中國文學名著研究產生越來越深刻的影響。

戴錦華總結“如果說,作為90年代知識界自我想象與社會再定位的陳寅恪、顧準,作為‘世紀末自我救贖’的知識界苦難歷程書寫的‘反右’書籍,經歷了一個由英話語到大眾流行的過程,那麼金庸小說則相反,它經歷了一個匿名流行到經典命名的過程。這固然并非一個直接的雙向互逆過程,但這兩種不同方向上的流,除卻向我們提示著而繁復的社會文化境,同時還向我們暗示著所謂英知識界與大眾文化生產并非截然分立、涇渭分明的不同文化階層或營壘。

在現代文化中，大眾文化對英文化的“反向吸納”正為其發展自的重要基礎，它利用雅文化的各種材料、形式和主題，練、快速并帶有強制地將其改造符合大眾文化換邏輯和快樂原則的文化產品，以促進其“流行化”和“通俗化”為最終目的。近年來，在古裝電視劇創作領域所風行的經典改編正是這種現象的表征。四大名著接連被搬上熒屏，制作觀念隨著時代的發展而發生驚人的變化。

最初《紅樓夢》、《西游記》創作周期歷時幾年，原著中的文化神得到嚴謹的探討和忠實的再現。節結構上的稍許變都會引起學界乃至大眾的抨擊和質疑。隨后的《水滸傳》和《三國演義》進一步貫徹大制作、品化的創作策略，并把營銷眼拓寬到海外市場。84集大型電視連續劇《三國演義》，在香港、臺灣及東南亞、日本等地，都是在主流熱播。臺灣是在中視播出，日本則是兩次回放。創作人員在努力挖掘原著厚文化涵的基礎上，更為注重改編的通俗化。《三國演義》在人臺詞理上，既有口語化的現代改編，又有對華彩古文的全面保留，力圖彌合大眾與英品味之間的鴻。《水滸傳》借助全國范圍挑選扮演“潘金蓮”的演員，進而功吸引大眾注意力。無錫“水滸影視城”的建和開發更是開創了中國古裝電視劇衍生經濟的功典范。

改編名著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大眾對嚴肅文化的消費習慣，娛樂化的電視觀看逐漸代替了反思的經典閱讀，熒屏上名著人故事盛行的背后是傳統文化解讀的擱置和簡化。哈貝馬斯的“公共領域”理論指出國家和社會的相對分化是大眾文化發展的重要原因，也是促進文化共的關鍵因素。在改革開放的新歷史背景下，現代中國也進到國家與社會有所疏離、公共領域逐步形的發展階段。以往政治一元文化格局下的排他原則正在被大眾文化的包容原則所代替。大眾文化以經濟為本位，其生產、流通和消費已經徹底擺傳統制渠道，進市場化的階段。審的欣賞滿足與市場的換行為被置于同一層面得到重視和作。大眾文化備追求娛樂和消費的意識形態的同質，同時發展出嚴細致的分類系統，也就是說，針對不同的消費群，大眾文化現出多元文化趣味的訴求。與其相適應，文學名著的改編也遵循了類型化的制作模式，在藝樣式上更包容，盡力滿足不同消費群的審品味。

更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進新世紀，古裝電視劇經典改編的范圍愈加擴大，觀念愈加開放，策略愈加“流行化”或“通俗化”。首先，經典的認定標準不再高不可攀，以往不曾進文學主流的“通俗文學”也隨著時空的阻隔化為現時的經典。如“鴛鴦蝴蝶派”的代表作家張恨水，近年來為電視劇改編的新熱點。《金世家》、《秦淮人家》等一系列電視長劇占據了各大電視臺黃金檔期，在商業化和藝之間找到了新的平衡點。

筆者以金庸的《天龍八部》所代表的古裝武俠劇為例，這類作品以虛構的俠義江湖為敘事空間，以迷幻激烈的武打作創造視聽奇觀，以明星陣容塑造角認同，在正邪對立的基本故事框架中演繹極致的恨仇。這些基本特征有可復制和獨特，已經為古裝武俠劇立足市場的“消費點”，其確立首先秉持了中國民眾對于俠文化的審傳統。“俠”，據考證，是音轉于陜西的方言“人廷”，意思是輕財重的民間武士。字型則取自“鋏”，此字是劍的別稱。俠士因手有三尺青鋒，心唯重義輕利，而不俗世柴米之苦，不被規范制所束，自由放、快意恩仇，從而在中國文化中為一種象征，是對正統儒家倫理義理的一種質疑甚至是反叛。傳統審心理的趨同促使古裝武俠劇從港臺而廣泛傳播到大陸，乃至海外的漢文化圈。獨立反叛制的游俠義士，超越日常生活的英雄偉績和世界， 使大眾在神消費中得到了想象力的釋放和心靈的直接愉悅。

將名著改編電視劇，不僅是將以文字作為表意符號的文學作品，變以聲音和圖像為表現手段的電視作品。而且應看到兩者間的不同。文學靠了語言的魅力，可以調起人們富的想象，而電視劇不可能將文字所描述的全部細節，特別是細膩的心理描寫和評論語言盡數變屏幕上的圖像。但是它可以發揮自的優勢，盡現態的生的形象系。文學名著的改編能夠提升電視劇的文學基礎和文化涵，深厚的大眾審心理基礎和現代的視聽再現也促進了嚴肅文化在現代社會的有效傳播。

改編自名著的電視劇本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如名著的高超的藝價值和魅力，可有效的保障劇作質量。名著的普及效應和人們對改編效果的心理期待，可明顯的增強其傳播作用。這都是提高收視率的重要前提。誠然，改編名著也同時有不可小視的局限，好比是帶著腳鐐起舞，舉手投足間不可隨心所忘乎所以。否則就會被指責背離了原著，減弱了藝魅力，有損藝形象。

畢竟，一部浩瀚巨著簡略為熒屏上的戲劇故事；藝想象中的典型人化為直可見的演員形象；華采駢儷的文學語言轉化直白簡單的日常對話；傳統文化離原有的語境，經歷大眾文化的改造后，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品格，最終為大眾消費的即時對象。“大眾文化對雅文化產品的改造和變形，增加了自的文化富和象征資本，進而達到在大規模生產場中的資本增。”

對于許多作家而言，文學藝是一個充滿個理解的獨立世界，承擔的是對人的形上之思，對世界本質的思考。從韋伯的“審自律”開始，到齊爾提出的保持心靈的富只有遠離日益化的現實世界，再到阿多諾的“藝通過自的存在而實現了社會的批判”，均是強調藝是拯救人類神的烏托邦。而對于憑借大眾傳工的電視劇而言，它所代表的是大眾學，其個人與獨立顯然減弱了許多，甚至于有論者認為大眾介的學不可避免地是俗學。事實也確乎如此，英文化的立場、極端鏡頭的運用、復雜的喻修辭、優的詩意等在電視劇中難以見到。因此，電視劇改編的特殊常常使得原著與之在文化立場上發生難以協調的沖突，即便如普遍贊賞的電視劇《水滸傳》中的大量奇觀化的打斗作與場面設計，將古典小說的含蓄優的韻味消解。

《天龍八部》的改編顯得有些復雜，就文本選擇而言，兩者的文化立場是契合的。作為大眾文化的典型讀本，金庸的武俠小說里充滿了很多大家知的模式，如復仇、奪寶、變模式等等。同時值得需要我們注意的還有節背后藏的文化意韻。事實上，作品的文化意韻有十分重要作用，一方面，對于節發展有闡釋，從文氣脈的角度支撐著節的發展與走向，另一方面，表明作者本人的和文化選擇，折出時代的神取向。因此，怎樣把握與理文本中潛在的文化意蘊，是一個值得重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