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蕙說得沒有錯，高岳哪可能有時間來涇州城？他忙著在百里新城外邊接待長安城的商隊，接他們送來的各資械，還積極遊說他們在百里新城租賃邸舍，其中的邸為他們儲備貨，而舍則給來往商旅提供食宿。

高岳穿著緋，立在新築的城垣下，舉著鞭梢，對商賈們指著四周，嗓子有些沙啞，可熱依舊熾漲：「我百里城於四通八至之，鄰靠涇州、長武城外，往北可接靈州商路，往西可經良原、華亭路隴州，往東可接邠州，往南可直接沿漆川河谷抵翔，左右又有麟游、普潤、好畤三座神策行營軍鎮。民戶雖不多，可營田士卒並帶家口，亦有萬人上下，河川環繞，土地平疇，水草，在此購置邸舍，可得回紇、西蕃、黨項各族商貿之利，僦資可比長安乃至關中其他地方便宜得多......」

但即便如此，商賈們看著新開闢的城池，和四下里未有開耕的野地，普遍對高侍的「藍圖」前景沒有太大信心。

高岳倒也不強求，依舊十分爽快地將商賈們所持的文牒上蓋上印章，讓他們回長安去能順利從涇原進奏院裏取到錢或鹽，這樣下次讓他們再來也不會難。

當今最重要的事，暫時也不是通商，而是屯田謀食，養活軍隊，有了富餘的資才可以談其他的。

很快高岳、明玄、劉德室等，在縣吏和游奕的簇擁下，舉著竿子、繩尺，給各屯劃定大田間距，分配好田地，搭建廬舍，掘出窖，接著便開始從達溪川引出的戎渠開出更多的水，直與通往翔的漆川相連，引水灌溉屯田。

「高侍，達溪川河流多砂，如開引河渠，水流減，就會沉砂過多，以致壅塞。」於是明玄和尚提出「渠口立檽」的方案，即在各渠前，鑿地為，而後依次木柱，佈如檽，再用大橫木貫穿其上用來加固，這樣河流一旦經木檽，便會注而出，既可過濾泥沙，又能勒留較大的石子，保障渠的清潔暢通。而後明玄又獻「堰閘斗門」之制，高岳採納，並在堰閘斗門搭起棚屋，專門安置縣吏為「知水」，要求各屯在用水時，必須先寫文牒申請，通過後由知水開閘放水，按量供給，此為「制水之法」。

很快七月到了，正是《四時纂要》裏所說的耕開荒田的時間。

高岳向度支司索要的種子，除去常見的大麥小麥外，還有個可應急備荒的作種子，那便是蕎麥。

如小麥，，即是通常所說的「冬麥」。

而在此前，高岳要求所有屯的士兵，包括在靈臺白石原耕作的范兵六屯在，都於七月中開始翻耕，其中二分之一的土地急種蕎麥，這便是《齊民要》裏所說的「秋收了，先耕蕎麥地，次耕餘地。」而一旦蕎麥種下后，待到八月時便可在剩下一半的耕地里播種冬小麥。

蕎麥至十月便可收穫，得到第一批糧食，而後其地便休耕，至來年二月春耕時再種白粟；而另一半耕地上的冬小麥至來年五月可收割，這樣便得到第二批糧食，這批小麥收穫翻曬好后，就能於耕地上再種小豆、胡麻等綠植；又到來年秋時，可同時收穫白粟米、胡麻、小豆等，這便是第三批糧食——收完白粟米后，便可再種蕎麥和冬小麥，如此的話便達到兩年收三次糧食的效果。

不過高岳清楚，這隻能算是「兩年兩」，並不是很多資料里所說的，在魏晉南北朝及隋唐時期我國即能實現的「兩年三制」，因為高岳的這種耕作模式只能說是「套種」，而非兩年三所必需的「複種」。

所謂套種，就是把田地分區，各種各的作，互不耽誤；而複種，則是在同一田地，複種植不同的作。

為什麼複種和兩年三這麼先進的技不用呢？很簡單，因為涇州是「地廣人稀」的局面（或者說在明清前，中國北方都是這樣的況，即人田地多），對於營田的士兵來說，一家子都要負責一百畝地，你讓他二年對田地耕細作，種完這茬又接著種下一茬，再收割數次作，還要承擔練箭任務，這種「複種」的疲累程度沒人得了。

而套種的負擔就輕得多，耕作方式放些也毫無關係。

所以高岳為一名歷史唯主義者，因地制宜實事求是才排在思維的首位：在地廣人稀，人均田地很多的況下，增大開荒田畝面積才是最實用的增產方式，而非採用不切實際的「兩年三制」。

故而直到人均佔地越來越張的明清時代，兩年三制才真正普及推廣，田地了才會搞耕細作以求增產，就是這個道理。

另外，他曾對段秀實說過，要於涇州推行稻麥雙種法，後來經過縝思索，也放棄了這個行為，因為稻子想要出產量，非得選到良種，開掘水利，耕細作不可，這對軍隊營田來說也是得不償失的，遠不如種粟、蕎麥和小麥等作來得方便高效。

營田在如火如荼地進行著，百里城的設施也在慢慢完善，高岳和涇州軍府里的姚令言商量好，派人前去涇州西諸多山嶺里免費砍伐樹木，再運來在城中，繼續營建烽燧、旗亭、驛站和邸舍。

不久，得到婿書信的崔寧，主上奏朝廷辭去其他使職，只保留靈州大都督之務，其後離開坊州，前往靈州坐鎮，繼續招黨項諸部落。

朝中的楊炎雖然憤恨，可也不敢加以刁難。

接著崔寧就再次上疏，稱之前涇州安西行營兵變時，他曾在渭北之地招募一萬蕃漢「權益兵」作為平叛後備，現在兵變已息，這一萬兵可全都解散，但其中有三千本屬慶州的「東山黨項」，該部逐水草而居，現已遷徙到涇州北的臨涇，為免他們被西蕃裹挾勸，請陛下思量置方案。

「高岳現在不是涇原方鎮的押蕃落使嗎？這事教他曉諭鎮。」皇帝回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