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歲那年，告訴的父親，要讀法學。

那的確是一個荒唐的念頭。

四十年代的澳大利亞，白澳政策云正濃。是人，又有亞洲統，想在這樣的環境里當律師，實在是天方夜譚。父二人爭吵許久，終于喊出了心中所想：

不想像母親一樣，為一個被藏在閣樓里的人。要學一門實實在在的學科，如果不是律師，就是醫生，或者是工程師——想拋頭臉地工作！

吵到最后，父親的話也說得很明確：你如果一定要學這些，那我不會支付你一分錢的學費。

于是那一年，十八歲的Rossela朝對面點著雪茄的中年男人點點頭，然后離開了那棟位于市中心的豪華公寓。

并非無分文，母親病逝時為留下了一個賬戶，也在年時代不停將父親給的零用錢拆分存。用這筆錢讀書，生活，輔以無休止的課余兼職和助學貸款，終于念下了那個被父親視為“不可能”的法學學位，考下了從業執照。

然后就被現實狠狠地了一掌。

父親說得一點錯都沒有：四十年代的澳大利亞，沒有白人會把司給一個混律師，哪怕的績是整個學校最出眾的，哪怕的英文沒有一點口音，哪怕的專業能力不比任何白人男遜。

的父親沒有再給過一分錢，他甚至又娶了一個新妻子，在讀大學的四年間生下了一個同父異母的妹妹。1941年的冬天，在Rossela頭頂的除了房租，還有高昂的助學貸款。

知道父親在等著看的笑話，等著灰溜溜地回到家里。一旦如此做了，貸款的力會消失，但也再沒有底氣和資本拒絕為別人的妻子。

在那個走投無路的關卡，朋友的信從意大利寄來了。

“你為什麼不換個思路，替華人打司呢？”的朋友這樣問，“我聽說仗打起來以后，南洋有許多華商從事中澳周轉的貿易，他們需要通兩國語言的律師，你為什麼不為他們服務呢？”

信紙上簡短的兩行字，Rossela如夢初醒。

但隨即又犯起愁。

在中國長到八歲，中文能說，但識字卻不靈。漢字一筆一劃，方方正正，是和單詞字母全然不同的讀寫。因此，盡管法律相關的資格萬事俱備，但要給華商辦事，還剩下一道中文讀寫的難關要過。

白澳政策嚴苛，以往人熙攘的唐人街華人走得走，散的散。多方打聽，終于打聽到一家華人報社在唐人街開設了為華人補習中文的學堂，不識字的人也可旁聽。

于是，在闊別中國十四年后，Rossela拿著大學的文憑，開始像小孩子一樣學中文。

說是年人也可以來，但真能拉下臉和一起學寫字的終歸是數，Rossela也不是全然不要面子。總是在上課后才過去，坐在房間的倒數第二排。孩子們念“白日依山盡”，也用手指指著學堂私印課本上的漢字，低著聲音，一字一字地跟讀，辨認。

那間房子的位置很古怪，是在一家賭場的樓上，樓道的盡頭。那棟樓非常破舊，又因為挨著賭場，從樓梯走上去時，會聽到黑暗里的親吻聲，和許多避開人群的易。

唐人街的們真是見多識廣，Rossela每一次都心有余悸地想。他們想讀書就要穿越這樣的黑暗走廊，小小年紀便窺得俗世風。

課程一周兩節，都在晚上。上到第三節時，終于意識到，學堂有一位學生，來得比更晚，坐得比更靠后。

7月，墨爾本的隆冬，氣溫并不低，但風卻寒冷而刺骨，夜尤其如此。那個人總是穿一件黑的大，帶黑的圍巾，黑的靴子，在學生們齊聲朗誦時從后門進，靜悄悄坐在最后一排靠近門的位置。

不會弄出太大的靜，也不會掉外套，于是Rossela總是側手扶著臉，用余打量，看到黑的大里是長，在領口出金的一角。

那在冬日的黑夜里，彩奪目的一角。

Rossela直覺這是個很的人，的直覺在第五堂課得到了驗證，這驗證歸功于的計策。把寫字的鋼筆故意到地上，筆一直往后滾，滾到那人腳下，然后被俯拾起。

抬起頭，黑帽檐下一張致人的臉，紅烏發，睫纖長分明，眼睛亮得驚人，眼尾狐似的上挑。

真不錯，Rossela心想。

這麼個驚天地的大人，在這里學寫字。

當時在墨爾本的華人不多，獨的更，一個人出唐人街面無懼，Rossela私下和上課的老師打聽，才知道是長安旅社祝老板的干兒。

人的注意力就是這樣。你不關注一個人時，從來聽不到的消息。你開始關注時，四面八方都是的消息。

Rossela聽到唐人街的人讓孩子離遠些，說與許多男人有染，可Rossela來來回回也看不到當真對哪個男人青眼。聽到有認識的西班牙人提起街角新開的服裝店“紅玫葉”，路過時看了幾眼，老板竟然就是。

這才知道，原來金紅玫。

有一次在附近喝咖啡，見到一名西裝革履的華人男來到紅玫葉前等。還有一次去買面包，發現一個個子不高眼睛很大的小姑娘正在紅玫葉門口哭鬧，金紅玫出門將帶了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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