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麵說了一大堆，甚至公開向史國強和胡大軍宣戰，毫不留地指責他們草菅人命，是在犯罪。然而，都沒有最後這反腐兩個字所帶來的震撼力大。

    有些人努力的保持著鎮定，臉帶微笑，還不時的點點頭，表示支持廠長反腐。有些人的臉瞬間變得蒼白，整個人都被巨大的恐懼所籠罩。還有些人心的極度不安，讓他們的雙開始不控製地輕微抖起來。

    但也有那麽一些人，他們的臉上出了毫不掩飾的不屑。因為他們在周安東阻止牧高羽舉報的舉中，就已經能夠看出這個沽名釣譽的狗東西，是和史國強、胡大軍一路的貨。

    因此，在他們看來，周安東所謂的反腐，其實就是打擊異己，挖掉史國強和胡大軍在廠裏的基，鏟除其勢力的手段罷了。甚至他們懷疑，這所謂的反腐，很可能是周安東與史國強、胡大軍進行利益換的籌碼。

    有這種想法的人，多數都是像牧高羽這樣鬱鬱不得誌的人。他們有智商，但商卻相對較低。就以牧高羽為例，作為八十年代初的大學生，誰敢說他沒有智商？

    而商高的人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為人世讓人非常舒服。他們能夠琢磨別人的心思，懂得共，他們能夠看局勢，在行事的時候懂得把握分寸，不會越界。

    這話聽起來有些功利，但在複雜的職場環境中，尤其是在場裏，如果一個人無法察局勢，無法揣他人的心思，無法堅守自己的立場，那麽他最終隻能被邊緣化。

    所以說，他們在看待問題時往往隻憑個人喜好，因為他們的視野有限，隻能看到一些表麵現象，便會想當然地認為自己所看到的就是事的真相。

    而還有一些人，像孔維民和褚紅軍這樣的，他們不但智商高，商也很高。若不是如此，他們在沒有任何背景的況下，又怎能在呢廠如此複雜的環境中穩穩立足。

    正是因為他們能夠過現象看本質，所以當周安東提及反腐時，他們馬上就意識到廠長手中掌握了大量有實質的證據，這些證據足以將某些人置於死地，甚至連史國強和胡大軍都可能難以自保。而能夠提供這些證據的人，顯然隻有一個，於是他們的目自然而然地集中在了劉麗娟上。

    章群他們地盯著劉麗娟，每個人的臉都沉得可怕。對於周安東手中的那些舉報信，他們其實並沒有太過擔心。

    畢竟，職工們舉報他們，無非就是一些道聽途說、捕風捉影、毫無據的事，本不可能有什麽實質的證據。

    另外，他們是黨委員，是廠裏的領導，就算周安東真的掌握了一些所謂的證據，按照規定，他也必須將這些證據提給市裏，由市裏專門組織調查組來對他們進行調查，廠裏本並沒有權力去理這樣的事。

    所以，對於周安東手中的那些所謂的舉報信，他們本就不放在眼裏。然而，劉麗娟的況卻完全不同。同樣也是黨組員，也是廠裏的領導，對於廠裏的各種事，了解得可遠比普通職工要多得多。

    因此，如果劉麗娟給周安東提供了證據，那這些證據必定是確鑿無疑、真實可靠的，絕對能夠給他們帶來致命的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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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還有周安東本人。如果他沒有十足的把握，沒有掌握到關鍵的證據，沒有信心能夠一下子將他們錘死，置於死地，絕對不可能在全廠幹部大會上公然向史國強和胡大軍宣戰，並且毫不掩飾地宣稱要進行反腐。

    劉麗娟完全無視了那些仿佛要將生吞活剝的目，的臉上始終掛著淡淡的微笑，目一直落在周安東上，眼中流著毫不掩飾的欽佩。

    周安東如此年輕便取得了如此輝煌的就，這絕非偶然或僥幸所致，而是他自實力的真實現。他不僅擁有過人的才華和能力，更備別人沒有的膽魄和睿智，這樣的人無論走到哪裏，在哪個位置上都會散發出耀眼的芒。

    同時，劉麗娟不為自己做出的正確選擇而到慶幸。如果與周安東這樣的人為敵，估計晚上連覺都睡不踏實，整晚都得做噩夢。反正啊，別人不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章群他們在今晚之後，肯定是睡不好吃不好了。

    就在所有人都各懷心思的時候，周安東把手裏的信封放到了桌子上，然後語氣越加嚴厲的說道。

    “首先，我們廠領導幹部最大的腐敗問題就是公款吃喝！”周安東的聲音在會議室裏回，他的語氣充滿了憤怒和失。

    “就在開會之前，田宏偉同誌向我匯報工作時說，管明利去年一年的個人招待費用報銷竟然高達三十七萬。這個數字讓我到震驚，我你真的無法想象，一個人怎麽能在一年花費如此巨額的公款用於吃喝。”

    周安東越說越激，他啪啪地拍著桌子，痛心疾首地說道：“三十七萬吶，同誌們，就那麽吃沒了。我不知道管明利都招待了誰，都吃了什麽，一個月平均吃掉了兩萬多。

    然而，與管明利的高額招待費用形鮮明對比的是，學校教職工的工資卻沒有錢發放，校舍沒錢維修，宿舍沒錢建設，這是多麽諷刺又可笑啊。”

    周安東深深地吸了一口煙，然後狠狠地把煙頭按在煙灰缸裏，仿佛是在發泄心中的不滿和憤怒。然後眼神銳利地掃視著下麵的眾人，雖然相隔有點遠，但每誰也不敢與周安東的視線相對，一旦到他的目，紛紛移開眼神或者低下頭。

    周安東長長吐出一口氣，然後稍稍停頓了一下，調整了一下自己的語氣，接著說道：“當初我接手江州酒廠的時候，就有人向我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這個問題涉及到企業的本質和屬，他們認為企業的主應該是經濟屬和市場屬，而國企領導不應該像其他黨政幹部那樣到嚴格的限製。

    因為業務的需要，是否可以可以進行公款宴請，辦公室是否可以大一點，車子是否可以好一些等等。

    甚至還有人提出，企業要追求經濟效益、展現活力，那麽在管理和黨風廉政建設方麵是否可以稍微放鬆一點。是否可以為企業黨組織的主責任和監督責任單獨製定一個規定，並列出一個清單等等一些論調，其實就是國有企業特殊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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