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楊]

我宋天楊，出生在一九七九年一個五月的傍晚。那是槐花盛開的季節，一屋子的甜香。聽著我元氣十足的哭聲，愉快地想：孩子屬羊，怕是不大好吧。

生產過程是順利的。那疼痛足夠讓我媽媽這個蒼白而敏的人記住生育的艱辛，又沒留下恐懼的印象。夕偏偏就在這個時候很安詳地進來，我想那個場景沒準就和《世佳人》里蘭生產的鏡頭差不多。婦產科主任——我的，在夕下瞇著眼睛看我像條紅小昆蟲一樣蠕，直到聽見那個剛畢業沒多久的小護士的驚呼，還有手械慌地掉在盤里的聲音。從我媽媽那個蒼白而敏的人的里噴涌而出，像日出一樣生機。這場景于是由《世佳人》變了《急診室的故事》。于是，我媽媽死了。

后來父親就離開家，參加了援非醫療隊。經年累月地游在那塊遙遠又苦難的大陸上。什麼病都看，甚至給人接生，還給一個中非還是西非的很著名的游擊隊首領取出了肚子里的彈片。這些都是爺爺跟我說的。我從小跟爺爺一起住，爺爺每年會從新華書店抱回新版的非洲地圖，告訴我爸爸現在在哪個國家。都是些很有意思的地名：馬里、索馬里（我總是把它們倆搞混）、剛果、布基納法索、坦桑尼亞……當然還有剛果河、東非大裂谷、撒哈拉沙漠。有時候會在爺爺抱著我看地圖的時候嘆一口氣，“他這是怨我呢，怨我把我兒媳婦的命給弄丟了。”還好不是一個像祥林嫂一樣沒完沒了的人，永遠端莊而安靜，白發梳得整整齊齊，每到換季的時候都買回來一塊新料。

我就是在兒醫院里長大的。我家的樓離住院部只有一墻之隔。我喜歡看人家曬中藥，藥草鋪在石板地上，散發著一種香味。我也喜歡病房里消毒水的氣味，很清澈很凜冽。于是我就站在住院部的大門口，面朝著曬中藥的空地，這樣我就可以聞到喜歡的兩種味了。直到爺爺從里面走出來，帶我回家。我們家的人都是醫生，爺爺、、爸爸——媽媽死的時候是醫學院的研究生，一個單調的家庭。所以我小時候最討厭人家問我：“天楊長大以后想干什麼呀？也當醫生吧。”我惡狠狠地說我才不。我倒是沒說錯，我沒當醫生，我當了護士。而且就在這間兒醫院，了爺爺的同事。現實令人沮喪，不過我們都該知足。

沒錯，知足。這是我每天走在那條悉到爛的路上去上班時告訴自己的話。下三層樓梯，推開單元門，右轉，再走四百米就到了。小時候我曾經無數次地在這條四百米的路上想方設法地拖延時間，以便在進家前吃完手里的雪糕——那是被止的“臟東西”。初二時我在這條路上的一個相對僻靜的拐角里第一次接吻，現在我睡眼惺忪地走在這條路上，往事撲面而來。實在不是我濫，而是我二十五年的生命里，有二十一年天天都要經過它。要不是因為我在另一個地方念過大學，恐怕這條路就會像我的一條胳膊或一樣理所當然，這絕不是什麼有趣的事——因為我很容易就會失去對另一種生活的想象力，甚至忘記了還有其他的生活。

我大學是在上海念的。那時我像所有十八歲的、虛榮且天真的孩一樣上了那里的繁華。是醫學院，護理系。實習時第一次穿上護士服就引來一片驚呼，那是互聯網開始蓬的時候，因此我擁有了一個網名：“魔鬼材的白天使”。要畢業了，天使也得蓬頭垢面地準備絕無勝算的考研，一臉諂笑地準備注定壁的求職，目凄楚地準備理所當然的失。我很幸運地把這三種滋味一一品嘗。心疲憊的時候，打來電話說：“回家吧。”于是我知道，除了家，沒有多地方能心甘愿地接納我——不管我自認為自己有多了不起。

要知足。我告訴自己。白天使不是誰都能做的。在這個糟糕的城市里——空氣永遠污濁，天空永遠沉悶，冬季永遠荒涼，春季永遠漫天黃沙，一個生病的人在這樣一個地方遇上你，魔鬼材的白天使，笑容燦爛（我是說如果我心好的話），你極有可能為他或記憶中的奇跡——如果他或心里還殘存一點夢想。所以，我對自己說，你過得不錯。想想人才流中心的人山人海，想想因為自己和人都下崗了才來我們家做鐘點工的劉阿姨，尤其是，想想你每天面對的那些孩子們。

終于說到我的工作了。我照料一些患白病的孩子們。一些浪漫或自以為浪漫的人會說：“見證那麼多的生離死別——這工作有些類似神父牧師什麼的——不過好像不適合神經纖細的人吧。”我告訴你，這揣測善意得有點偽善。我也曾經這樣揣測過，第一天上班的時候，我對著鏡子左照右照，自認為比《珍珠港》的主角還要正點。“從現在起，”我對自己說，“你就是命運送給那些盡苦難的孩子們的，唯一的善意。”但我很快就明白了自己的矯。當你一天已經工作了十五小時，你聽見危重病房里發出一陣呼天搶地的號啕，憑你神經再纖細也會重重地皺一下眉，心里想：“靠。”——因為這意味著你的下班時間又有可能推遲。沒錯，又一個還沒綻放就凋落的小家伙。可是你累了，你的和大腦都在卑微地要求一個熱水澡和一場睡眠。我們，這群被稱為“白天使”的人們，對生命的敏和尊重——因為見得太多所以麻木——比一般人要低上起碼五個百分點。

病房里的空氣二十年來都是一樣的味道和質。剛才在二樓的時候我上早已退休的老院長。很多年前他是爺爺的大學同學。他驚喜地說：“哎呀你已經長大姑娘了，你就在這兒上班？好好好。”我懷疑他是否真的知道我是誰——他三年前就患上了老年癡呆癥。果然他說：“你媽的現在還好吧？告訴要鍛煉。”我笑容可掬地說我一定轉告。然后看見楊佩站在樓梯口沖我眉弄眼。

“你大小姐還真有心，”最喜歡做的事就是取笑我，“跟那麼個老糊涂聊得津津有味，夠閑的。我可快累死了。你知道嗎？昨天晚上那個皮皮發病危通知了，折騰了一夜。我骨頭架子都散了。”“病危？”我說，“昨天我看著還好好的。怎麼樣了？”“沒死。”把化妝盒放進坤包里，“救過來了，人都醒了，不過我看他媽是快瘋了。”拍拍我的肩膀，“寶貝兒我走了，回頭小鄭來了你讓把堡獅龍的優惠卡還我。”

走了以后的這間休息室還真是安靜。我從柜子里拿出我的白。它曾經是雪白的，現在已經變了象牙白。不知不覺間，我穿了三年。我照例把該給的藥送到每一床。那些父母往往像孩子一樣沖我脆弱地一笑，倒是躺在床上的那些孩子，才七八歲甚至更小眼神就已漠然到一種境界。我走到皮皮跟前，他在輸，閉著眼睛。他媽媽，那個說是三十歲看上去足有五十的農村人拘謹地跟我打招呼。“皮皮，”說，“阿姨呀。”“別，”我打斷了，“讓孩子睡吧。”“他不睡，”有些張地笑笑，“剛才他還說他不瞌睡呢。”這時候皮皮睜開了眼睛，他是個眉清目秀的小男孩。“阿姨好。”他說。“皮皮，”我俯下子，“今天天氣特別好，阿姨幫你拉開窗簾吧。”——我跟孩子們說話的語氣一向被楊佩批判為“矯造作”。他輕輕地笑了笑，“不用。太晃眼呢。”然后又閉上了眼睛。

我走出去，現在我要到樓梯對面的另一間病房。皮皮他們那間是給十歲以下的孩子的，我現在要去的這間住著十到十四歲的孩子們。我比較喜歡來這一間，因為這兒住了兩個活寶：龍威和袁亮亮，都是十三歲，一對相逢恨晚的難兄難弟。常常流黃笑話，也常常互相嘲諷對方做骨髓穿刺的時候表現得像個娘們兒。

“你好。”他們每天都這樣跟我打招呼。

“，”龍威指指袁亮亮，“他剛才居然說你長得像舒淇，我十分氣憤，怎麼能拿你跟拍三級片的相提并論呢。打他！”

“小點聲。”我笑著，“省得陳大夫聽見了又罵你們。”

“已經罵過了。”龍威說，“你來之前就罵了。也不知道今天怎麼了，大清早的。”

“準是昨天晚上跟他老婆不和諧。”袁亮亮壞笑。陳大夫就在這時無聲無息地出現在病房門口，非常戲劇。“小宋，”他說，“葉主任你。”

我出來的時候他跟我說：“我真不明白這兩個孩子，哪點兒像得癌癥的？”

這有什麼奇怪的。我在心里說，日子再艱難，人也找得到快樂。這跟勇敢和樂觀什麼的不搭界，這是本能。我倒是真希他們倆能在這住久一點，這樣工作就沒那麼辛苦——每一天都是千篇一律的，一樣的步驟，一樣的程序，一樣地從早忙到晚，說不定再過兩年，連說話用的詞都懶得換了。日子倒是好打發，很快，已是晚上十點。

這個星期是楊佩的夜班，不過大小姐遲到是家常便飯。我先去看了看皮皮，他睡得很好，不止他，整整一病房的孩子都已經睡著了，他們睡著的臉龐沒有白天那麼早。我再轉到隔壁的加護病房，去給那個方圓的小姑娘量溫。是個敏的孩子。當然，這里的孩子都很敏，但更甚。漆黑的眼睛，懂事地看著你，才八歲就有了種嫵的表。陳醫生斷定最多還剩三個月，我信。眼睛閉著，睫卻一扇一扇的，媽媽，那個清秀瘦弱的小學老師站起來。“您坐下。”我說，“不累吧？”“不累。”笑笑。“要是累您就在這張床上躺會兒。”我指指另外那張暫時沒病人的空床。“我知道。”又笑笑。我離開帶上門的時候攤開膝蓋上的話書，幾乎是小心翼翼地問的兒：“還聽嗎？”

現在我終于要去龍威和袁亮亮他們那兒了，這令人輕松愉快。果然，偌大一個病房，一些陪床的父母都在打盹了，就剩他倆還醒著。龍威居然把他的語文練習冊擺在膝頭，一本正經地用功。“從良了？”我低了聲音逗他。他沒理我，倒是袁亮亮一如既往地接茬兒，“這故作‘與病魔斗爭’狀。”“《滕王閣序》，”龍威自言自語，“誰寫的？”“王。”我說。“哪個‘’？”他問。“起的。”袁亮亮說。

“睡吧。”我說，“別太累了。”“就是，”袁亮亮接口，“人都快死了還管什麼《滕王閣序》。”

“，你他媽的給老子閉。”龍威瞪起眼睛。“小點聲，”我說，“趕睡。等會兒楊佩來了可就沒我這麼客氣了。”“真是的，”龍威嬉皮笑臉，“要是每天都是你值夜班該多好。”“每天，”我把他的書放到床頭柜上，“那還不得折騰死了。”“說，”袁亮亮換了一個嚴肅的表，“誰‘折騰’你了？是不是陳大夫？我早就看出來他對你圖謀不軌。”“你——”我本來想說“你去死吧”——那是我的口頭禪，不過咽了回去。

楊佩的高跟鞋終于清脆而空曠地敲擊著走廊。我走出去，看見神采飛揚地把外套扔到休息室的桌上，“你信嗎？”說，“我從早上一直睡到剛才，真過癮。不過這樣一來就沒時間跟我們小杜瘋狂一把了。”做了個鬼臉，這時候有人按鈴。“真煩。”這樣說。